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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部广州本土电影,拿下今年华语片最高分

作者:电影天堂 日期:2021-01-31 分类:电影推荐

去年第一次看到《小伟》(原名《慕伶,一鸣,伟明》)的介绍,我就被这部电影吸引住了,之后常常在豆瓣上查看它什么时候上映。

原因无他,这是一部非常纯粹而优秀的广州电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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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言,用的是粤语(内地罕见);取景,基本都在广州老城区(近年来少有);导演,土生土长的广州仔(第一次听说);演员,几乎都是香港班底,粤港不分家。

步入中年的伟明突然被诊断出得了末期肝癌,只剩半年时间。妻子慕伶不得不承担起整个家庭的重任,一方面照顾伟明,维持身体,甚至不惜隐瞒病情,另一方面又要应付正在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儿子一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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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鸣同样陷入挣扎。他不喜欢学校的刻板教育,也不喜欢家里的压抑氛围,于是就想逃离,到美国去读书。但是父亲的病打乱了一切。是走还是留,这是个问题。

电影的主题和情节都来自导演黄梓的亲身经历。

他在升上高中之后跟母亲的关系特别紧张,到了无论对方说了一句什么话都有可能吵起来的状态。黄梓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直言,即使到了现在,都不能理解自己母亲,也不觉得她是对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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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摆脱母亲,黄梓高中没读完就出了国。先到加州读社区大学,然后转到综合性大学,阴差阳错地选了电影专业,但事实上他从来都不是什么资深影迷,如果不是因为选了电影专业,他甚至都不知道杨德昌和侯孝贤是谁。

即使已经以电影为专业,他的阅片量仍然不高。他到了新加坡读研,才知道欧洲的三大电影节,也没有听说过新加坡的新晋导演陈哲艺,制片人常常调侃他身为导演,却连谁谁谁的电影都没有听说过。

从新加坡退学回家之后,黄梓赋闲在家,啃老为生。就在这段人生的彷徨期,父亲突然诊断出了肝癌。在一边找工作一边照顾父亲的过程中,他逐渐产生了把这段经历拍成电影的冲动,于是慢慢就形成了《慕伶,一鸣,伟明》的剧本。

这是一部先有名字后有剧情的电影,黄梓从一开始构思的时候就有意识地把电影分成三段,一人一段,而且它们相互独立,没有多少情节上的连贯性,这也是对三人在现实关系的隐喻:即使亲如家人,依然若即若离。

即使出现了癌症这样的悲剧,也不一定意味着家庭关系的改善,而更有可能出现压力下的扭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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慕伶部分最为现实,也最为压抑。

从很多细节可以看出,慕伶原本只是一个善良胆怯、不善交际的普通家庭妇女。

儿子上完补习班回来,她说:你饿不饿?我给你煮了一碗面。

这一幕,很TVB很广东有没有?

想给丈夫煲甲鱼汤补身子,把甲鱼放到了砧板上之后却手忙脚乱地不敢下刀,还向不会做饭的儿子求助:一鸣啊,怎么杀甲鱼的啊?

在医院巧遇多年未见的中学男同学,同学安慰她,还约她有空出来喝茶,她却不知道说些什么,落荒而逃。

然而在疾病的打击面前,慕伶却逐渐变得冷漠而富有攻击性。

两个情节,让我印象深刻。

一幕是在送伟明妹妹去搭乘电梯的时候,她把伟明的病情如实告诉了小姑,后者当场泣不成声。

一鸣问她,为什么要把爸爸的病情告诉小姑?

慕伶面无表情地说,她不是说要跟我分担负担吗?

随即转身就走。

另一幕是在家里,伟明自己做主上网买了一些“特效药”,慕伶先是讽刺他,怎么也开始信这些东西了?

然后晚上夫妻吵架,慕伶毫不客气地说:医生说你就剩半年,别怪我没告诉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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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妻的矛盾,母子的矛盾,亲戚的矛盾,所有这些日常生活的琐碎烦恼,并不会因为突如其来的癌症而自动消弭,变成相濡以沫的温情,更有可能的是,因此而变得更加尖锐和伤害性。

如此冷酷的情节恰恰最为贴近现实生活。当家人患上重病甚至去世,事实上大多数人都不会突然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,反而首先是木然,接着是平淡。只有在某个斜阳西下或者雨声淅沥的下午,意识到家人已经永远消失在生活之中的时候,才会感觉到剧烈的伤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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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演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,用非常克制的表达方式来表现这些疾病重压之下的家长里短。

一个细节是,你几乎想不起来里面哪个人有过大声说话的时候,也没有声嘶力竭的哭喊,只有平常语调的对话和若隐若现的啜泣。

正是这些极其冷静的生活化场景,使黄梓区别于毕赣,而更接近于他从小耳濡目染的香港影视,还有大学之后看到的台湾新电影。

如果说一开始的慕伶部分展示出来的是疾病压力之下的隐忍和沉重,接下来的一鸣部分的特点则是超脱与逃离。

他不喜欢上学。

早上出操的时候,他跟死党跑到厕所抽烟,天南地北地海侃,趴在窗口上看自己喜欢的女生;阶段测明明都会做,却抄女同学的试卷;下午应该上课的时候,他跟两个死党爬出围墙,到学校后面的山上玩闹,眺望远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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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也不喜欢回家。

在整部电影里,我几乎想不起来他什么时候主动叫过一声妈妈,反而经常记得他跟母亲沉默地一起走路;也不记得他跟父亲有过什么愉快自然的交流。

他拿到加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之后,兴奋异常,但在回到家的那一刻,却说不出话来。

在傍晚的天台上,父亲伟明问他手上拿的通知书是什么,一鸣回答说是英语练习册,伟明也不知道说什么好,于是叫他诵读通知书的内容。

你看,这一家人就是这么压抑。

抽烟、逃课、作弊、出国,是一鸣对于死板的学校制度和疾病重压下的家庭氛围的逃离和反抗。

但是就像阿彼察邦的电影一样,逃离并不意味着逃逸,它是另一种形式的存在和在场。

一鸣以逃离的方式,表明了癌症带给家庭的难以承受之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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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在放学之后回家之前,一定绕着人行天桥奋力奔跑,直到身上再也没有烟味。

在电影里,老师讲了一个阿基里斯追赶乌龟的寓言。每当阿基里斯往前追了一段距离,乌龟也会前行一段,于是在无限细分的时空距离里,阿基里斯永远都追不上那只慢吞吞的乌龟。

一鸣与父亲,就像阿基里斯与乌龟,永远在靠近,永远触不可及

有时候一鸣会出现在超现实的山林里,那里郁郁葱葱,层林叠翠,有时候出现在荒凉死寂的废弃房间里。

这是一种隐喻,他的生命力蓬勃待发,但是现实使他得不到宣泄,于是郁郁寡欢,内心苍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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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鸣部分的实中有虚到了最后的伟明部分变成了虚中有实

伟明偕同妻儿回到海岛老家祭祖,他却在恍惚之中自己回到了荒村之中的祖屋,遇到了已经不在人世的母亲。

他喝下母亲端上的热粥,邀请母亲和他一起到广州居住。

另一边厢,一鸣推开破旧的木门,发现满头银发的母亲正在废弃的屋子里为他缝制衬衫,让他穿着上路去广州。

黄梓以这种超现实的形式表现了濒临死亡的父亲的精神状态,使父子俩出现在两个不同时空的相同境况之中,让他们产生了情感的联结。

于是就有了之后的一场戏。一家人搭乘火车回广州,伟明和一鸣在卧铺上打闹嬉戏。

你可以把这一幕当成电影现实,也可以把它当成导演的愿望投射,因为他从来没有那样的机会与已经去世的父亲亲密接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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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许多人看来,超现实的第三部分太过毕赣,太过《路边野餐》,黄梓自己也承认,说没有受到毕赣的影响是假的。

但他同时强调,在拍摄的时候,毕赣同样受到许多人的影响,例如阿彼察邦。他也强调了安哲罗普洛斯给他的启发。

这显示了许多导演在创作第一部作品时的矛盾心态,他们充满表达欲望,很想把自己喜欢的,想做的,一股脑儿全部抛出来。

所以在这部电影里,你看到了许多前人的影子,斑驳芜杂。

如果导演在第三部分专注延续前两部分克制的现实风格,或许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。

电影最后以虚构与现实互文的形式结束。

在电影里,一鸣和慕伶一起收拾父亲的遗物,到天台把落满灰尘的南方都市报都放进纸箱里扔掉。

同时电视上播放着伟明生前的纪录片,代表伟明视角的镜头摇晃着走向他平时在天台所坐的椅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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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现实中,黄梓同样与母亲一起看完了这部献给父亲的作品。

电影的美好之处就在于它可以逆流时间,实现我们在现实之中无法实现的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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